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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论:经济增长中制度与管理创新的贡献
发布编辑:超级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9.01.16  点击:553次

经济增长中制度与管理创新的贡献 ※

康继军 张宗益  傅蕴英 
 

[内容摘要]加强制度与管理创新可以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广义技术进步一方面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即资本和劳动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它们分别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结果。本文以重庆市为例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增长中制度与管理创新的贡献作了定量分析。
[关键词]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

康继军,男,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40
张宗益,男,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重庆400040
傅蕴英,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重庆400040

加强制度与管理创新可以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如何定量地分析制度与管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这方面的研究很少。重庆市于1997年设立直辖市,1978 —1990年之间的宏观统计数据无法从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给进行省级数据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本文对重庆市的宏观统计历史数据进行了数据挖掘,在此基础上使用扣除法对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国民经济增长中制度与管理创新的贡献作了定量分析。

一、制度与管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制度创新一般是指制度主体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构建以获得追加利益的活动,它包括三个方面: (1)反映特定组织行为的变化; (2)指这一种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 ; (3)指在一种组织的环境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管理创新是指企业家通过引入一种新的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改变该企业原有的生产函数,从而使该企业在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出水平,或者以较少的要素投入实现原有的产出水平。
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制度创新本身就包含着管理创新,因此制度创新直接影响着管理创新;另一方面,管理创新会促进或阻碍制度创新的实现。
美国经济学界公认最先提出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是丁伯根(汪同三等,2001) ,[1] (254-257)随后,学者们逐渐丰富和完善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索洛和丹尼森在1957年提出了定量估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经济计量模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扣除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后的剩余。
扣除劳动和资本之外的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构成了所谓的广义的技术进步,而广义的技术进步可以分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两个方面,它们分别是技术创新和制度与管理创新的结果。因此,经济增长中除去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后的剩余是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制度与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广义技术进步总贡献扣除技术创新贡献后的剩余。
※基金项目:教育部2003年度“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与量化方法研究”;重庆市科委软科学项目“区域创新体系研究”,项目编号: 8844。

二、测度制度与管理创新贡献的模型

 (一)经济增长中贡献的测度模型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很多测度贡献的模型和方法,主流的方法(汪同三等,2001) [1]是从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 1957)[2] (65-94)的方法—即索洛余值法—演化而来的一系列模型。其主要思路如下:假定生产函数所表示技术的变化只通过时间因素t表现出来,而不影响到要素投入,亦即所谓的“技术中性”,这样可以从生产函数Y=F (K,L,t)中把时间因素t独立出来得到:
ΔY/ Y= ΔA/A + αK·ΔK/ K+αL·ΔL/L (1)
产出的增长率ΔY/ Y由广义技术进步的贡献ΔA/ A,资本增长的贡献αK·ΔK/ K和劳动力的贡献αL·ΔL/ L构成,从国民核算中可以直接得到ΔY/ Y,ΔK/ K, ΔL/ L。再假设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即αK+αL =1,这样就可以用反算法求出ΔA/ A。
由于模型使用了“技术中性”假设,所估计的是中性技术进步,即在技术进步作用下,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的生产能力都按同一比例得到提高,其本身并不体现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其生产能力的影响完全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实现的。按这种方式估计的技术进步可以称之为“非体现型技术进步”。
此后索洛和费尔普斯( Phelps)于1952年和1962年相继提出对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率和非体现型技术进步率估计的模型, 1964年索洛和纳尔逊(Nelson)从柯布—道格拉斯(Cobb -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出发,提出了包含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索洛—纳尔逊同期模型: 
Yt =A′tJαtLβt                       (2) 
式中, Jt是以质量加权的资本数量,即有效资本;A′t是除了体现为资本质量提高以外的技术进步效率系数。式(2)为含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但是,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采用的是另外一种近似形式,假设第t年资本的平均寿命为.at,则有效资本的增长率可以近似表示为:
ΔJ/J =ΔK/ K+λ-λΔ.a                (3)

式中, Δ.a为资本平均寿命的变化, ΔK/ K为实际资本数量的变化率,调整量λΔ.a反映了资本平均寿命变化的作用,将体现资本质量提高的部分和反映资本平均寿命变化的部分分离出来,于是可以将总量增长方程(2)整理为:
ΔY/ Y=ΔA′/A′+α(λ-λΔ.a+ΔK/ K)+βΔL/ L     (4)
利用式(4)就可以定量估计在产出增长ΔY/ Y中,非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为ΔA′/A′,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为αλ-αλΔ.a,总投入增长的贡献为α·ΔK/ K+β·ΔL/ L。

(二)经济增长中制度与管理创新贡献的测度方法
Intriligator (1996) [3]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力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同一单位劳动力投入的生产率也是逐年提高的,然而在索洛和费尔普斯的模型以及同期模型中都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上,科学技术的总贡献是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和劳动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之和。
在科技进步速度加快的情况下,资本表现为折旧率加大,平均使用寿命缩短;而劳动者如果无法适应不断提高的工作要求而导致失业,由于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出于生活的需要,或者寻找与现有素质相当但待遇降低的工作,或者继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提高自己的素质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李子奈等(2001)[4] (159-167)按照这个思路扩展了公式(4) :

ΔY/ Y=ΔA″/A″+α(λ-λΔ.a+ΔK/K) +β(δ-δΔ.b+ΔL/ L)    (5)

式中, ΔY/ Y为经济产出的增长率, ΔA″/A″为由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α和β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λ为由于资本质量的提高带来的资本使用效率年提高速度, Δ.a为资本平均使用寿命的变化, ΔK/ K为实际资本数量的变化率, δ为由于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年提高速度, Δ.b为劳动者平均工作年龄的变化, ΔL/ L为实际劳动数量的变化率。

在经济增长中,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为αλ-αλΔ.a,劳动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为βδ-βδΔ.b,科学技术进步的总贡献为αλ-αλΔ.a+βδ-βδΔ.b。所以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为(αλ-αλΔ.a+βδ-βδΔ.b)/ (ΔY/Y) ,制度与管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为(ΔA″/A″)/(ΔY/ Y)。

三、重庆市经济增长中制度与管理创新的贡献

(一)数据的收集及处理
本文选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作为经济产出指标, ①数据来自《重庆统计历史资料(1949 —1996) [5] (22)和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
劳动量指标采用年末从业人员数,重庆市1997年直辖之前一直属于四川省, 本文使用从China’s Provincial Statistics 1949 -1989 (1990) [6] (387)得到的包括重庆市在内的1950 -1989年四川省从业人员数和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 [7] (676)中得到的四川省从业人员数(不包括重庆市) 计算得到重庆市的年末从业人员数(1990年后的数据可从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获得)。
资本形成总额也采用同样的方法,使用Chinaps National Income 1952-1995(1996)[8] (486-487)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 [7]的数据计算得到重庆市1978 -1995年资本形成总额(其余年份数据可从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获得)。
资本的使用量没有现成的数据可用,根据上一节的分析,本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值作为资本使用量的测度指标。对于固定资产存量的计算,参考邹至庄(Chow,1993)[9] (809-842)的估算方法。邹至庄认为中国在1952 —1978年期间,投资品的价格基本保持不变,因此用现价计算的积累量不需进行价格处理。他估算中国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2213亿元,他是这样计算的, 1952年国民收入为589亿元—用资本产出比率2.97确定农业资本和土地的价值以及非农业资本的价值之和为1750亿元,乘以1.26457 (积累率之积)得到2213亿元。重庆市1952年国民收入为112200万元,本文采用邹至庄的方法即采用资本产出比率2.97 ,估计重庆市1952年的固定资产存量为421398万元。由于该方法求出的是资本总存量,包括了流动资金,本文按照惯例假定流动资金占总资本存量的30 %,这样,重庆市1952年的固定资产净值为29497816万元。
对于折旧量的估计,由《重庆统计年鉴1990》可以得到1953 —1988年各年度固定资产基本折旧率,重庆统计历史资料(1949 —1996) [5] (41)提供了1949 — 1996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其余年度折旧量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由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提供。所以,当年资本使用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总值=上一年末固定资产净值+当年固定资本总投资量-当年折旧额。
对于科研投入,本文使用重庆市科委历年安排科学技术经费数据(1997 — 2003) ,[10] (85 ,64)相对于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拨款,科委安排的科技经费考虑的因素更多一些。
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率指当年用同一可比货币量购置的资本物品的生产能力比上一年购置的资本物品的生产能力提高的一个固定速度λ。由于前几年的科研投入提高了当年购置的资本物品的生产能力。由于数据的可比性,将当年购置的资本物品生产能力的提高归功于上一年的科研投入。因此,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率应该等于科研投资量相对于资本形成总额的变化程度。本文对1978 —2003年重庆市资本形成总额和科研投入的回归方程如下: 
RE = 819.46 +0.004697GCF                               (6)
             (0198)    (8142)  
R2= 74.72 %,修正的R2 =73.67%, F =70.94, D-Wd=0.76。由于d的估计值低于5%临界下限dL =1.302 ,可知回归式(6)受到序列相关的困扰,使用Prais -Winsten修正的建立在最小二乘法标准上的Cochrane -Orcutt迭代方法来估计和修正一阶自回归误差结构,结果如下:
RE= 2.3914+0.0033GCF                                   (7)
           (1.178)  (3.574)
R2= 85.15 %,修正的R2= 84.53%,F= 135.8D-Wd=1169 ,已经修正了自相关现象。这个结果和式(6)是可比的,由此可知,重庆市科委历年安排的科学技术经费相对于资本形成总额的变化速度为0.0033 ,故取λ=0.0033。
对于资本平均使用寿命的变化,本文考虑资本折旧率,重庆市的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978年的3.7%变化到2003年的15.84 %,因此,计算平均折旧率的变化率得到固定资产平均寿命变化率为-0.075,故取Δ.a= -01075。对于劳动者平均年龄的变化,考虑目前情况下中国国情,劳动者在65岁以前都不会放弃工作机会,所以Δ.b=0,也就是说目前情况式(5)中-δΔ.b项可以略去不计。
同样,对重庆市从18-65岁的劳动者的加权数量LL和变量回归结果如下: 
LL =1.2+0.00628t                                         (8)
  (161.33)    (22.11) 
R2= 91.6%,修正的R2= 91.4%, F = 488.85。所使用的数据是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截面数据(重庆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2002),11]结果表明随着t的增加即年龄的降低,劳动者的生产率按照0.00628的速度增加,故取δ=0.00628。

(二)重庆市制度与管理创新贡献的估计
使用上节的数据估计的方程(5)为: 
ΔY/ Y=0.041 +0.35 ×(0.003578 +ΔK/K) +0.6478 ×(0.006282 +ΔL/ L)         (9)
              (3.16)            (3.19)           (5.86)
 
R2= 25.8%,修正的R2 = 19.1%, F = 5.411,D-Wd=1.008。由于d值低于5%的临界下限1.206,回归式(3.15)仍然受到序列相关的困扰,使用Prais -Winsten修正的C-O迭代来估计和修正一阶自回归误差结构如下: 
ΔY/ Y=0.032 +0.4381 ×(0.003578 +ΔK/K) +0.562 ×(0.00628 +ΔL/ L)          (10)
(2.04)            (3.95)            (5.07)

R2 =55.44 %,修正的R2 =51.39%, F =15.877,D-Wd=1.9751。消除了序列相关的式(10)和式(9)是可比的,所以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得到重庆市在1978 -2003年间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4381 ,劳动的产出弹性为0.562。(至于R2偏小的原因,我们认为除了数据本身的原因以外,与缩减因子的使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等有关,限于篇幅,不在此讨论)。

重庆市1978 —2003年间国民生产总值、资本和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技术进步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为: α=y-αk-βl=3.734 %,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Eα=α/ y = 38.279%, Ek=αk/ y = 53.456 % ,El=βl/y =8.265 %,资本、劳动体现型技术进步贡献率为:
Ekk =α(λ-λΔ.a/ y) =1.606 %, Ell =β(δ-δΔ.b/y) =3.617 %
因此,技术创新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Et = Ekk + Ell =5.223 %
制度创新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EG=EαET = 33.056 %


四、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对计量经济学方程(5)的回归估计以及计算的增长要素的贡献率,我们有以下结论: 
1.重庆市在1978 —2003年期间经济增长中资本的贡献较大,劳动的贡献较小。这与重庆市和全国目前的现实是相符的,然而,重庆市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53.46 %)远远大于劳动的贡献(8.27%),远较全国为高。
2.重庆市的经济增长中广义技术进步的贡献占38.28 %,低于全国水平67 %,与美、日、德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3.重庆市的经济增长中,制度创新的贡献占广义技术进步总贡献的86.36 %(全国约占92%) ,而技术创新的贡献仅占13.65% (全国约占8%) ,这与重庆市的经济现实是相符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经济结构在不断调整,经济环境也在不断变化,重庆是全国改革试点城市、计划单列城市, 1997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GDP中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由1996年的75.1: 24.9变为2002年的57.70 :42.30 ,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中最有力的支撑力量。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与体制变化使制度创新的贡献远大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重庆企业技术进步缓慢,未来重庆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同时注重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

 综上所述,通过对重庆市经济增长中制度创新贡献的定量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基本结论: 1978 -2003年间,广义技术进步在重庆市经济增长中总的贡献为38.28 %,其中制度创新的贡献占广义技术进步贡献的86.36 %,而技术创新的贡献仅占13.65 %;技术创新的贡献中体现在资本使用效率提高上的部分为1.61 %,体现在劳动者生产率提高上的部分为3.62 %。☆

 

主要参考文献: 
[1]汪同三,沈利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模型集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 Solow,R.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

[3] Intriligator , M. D. , Bodkin , R. G. , and Cheng Hsiao , Econometric Models , Techniques , and Applications [M].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96.

[4] 李子奈,鲁传一.管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定量分析[A].汪同三.数量经济学前沿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5] 重庆市统计局.重庆统计历史资料(1949 -1996) [M].重庆:重庆市统计局, 1998.

[6] Hsueh Tien -tung , Li Qiang , and Liu Shucheng , China’s Provincial Statistics 1949 -1989 [M]. Westview Press. 1990. 
 
[7]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8] Hsueh Tien -tung , Li Qiang , China’s National Income , 1952 -1995 [M]. Westview Press. 1996.

[9] Chow , G. C. ,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VIII (August 1993) .

[10]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重庆市科学技术要览 [M].重庆: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1997 ;2001.

[11]重庆市统计局.重庆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Contribution of I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Kang Jijun1    Zhang Zongyi2   Fu Yunying3

Abstract : Institutions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per , technical  progress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 one is the adv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nd the other is the im2provement of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ey are consequences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 institution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respectively. Quantitative analysis has been made to measure the contribution of  i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and used to study Chongqing’s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 institution innovation ; management innovation ; economic growth

(转至<财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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